“自貿區不僅中國在搞，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搞，包括發達國家，也都有自己的自貿區。在功能和規模上，它們不完全相同，但卻有一個共同點：海外很多自貿區基本特征是在吸引外資，在推動貿易方面給了稅率的優惠，給了海關通關的方便。”近日，在大智慧舉辦的中國絕對收益投資國際高峰論壇上，國務院參事、南開大學國家經濟研究院院長夏斌表示。

“因為，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設立自貿區，其金融背景是：匯率、利率是開放的、市場化的，資本賬戶管制基本上也是放開的。因此他們設立自貿區，不存在金融改革重大制度調整的需要。”夏斌說，“但當前，中國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的。”

記者此前參加了一場地區的內部研討會，上海一位官方人士曾在該研討會透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下稱“上海自貿區”）未正式掛牌前，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像深圳前海那樣，給予企業15%的稅收優惠，“但最終，官方并未提及這一點”。

“這實際上顯示出，官方關注更多的還是制度變化。比如，自貿區的改革意義大于發展意義。”上述人士說。

值得注意的是，夏斌也坦言，中國除了需要上海自貿區，需要在投資方面實行負面清單，在投資貿易、海關、行政審批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之外，還要進行另一些改革，如金融制度上的改革，“因為，在目前的狀況下，中國的利率、匯率，市場的準入，與國際市場的連接等方面都沒有完全解決。所以，在自貿區的方案中，利率市場化、金融創新，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等各種問題上，都要先行先試。換句話說，就是‘都要放’”。

“那么，從理論上看，如果金融適應了上海自貿區內實體經濟的發展，比如，上海自貿區內利率、匯率對外開放，那么，上海自貿區外和境內就會產生利息差，產生匯差。進而，在自貿區內的機構就會利用匯差，在國際市場上籌資，紛紛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區外、境內。最終，中國對區外、境內貨幣調控、宏觀經濟投資的平衡就會形成壓力。”夏斌說，總之，這種資金的流動會給中央銀行的宏觀貨幣調控形成壓力，“為了減輕壓力，央行必須加大促進外匯流出去的對沖實施力度，必須加大非自貿區相關的金融改革”。

在夏斌看來，上海自貿區內實體經濟的發展，必然會推動“全國資本市場開放的速度”。“在上海自貿區形成中，投資貿易、航運、海關改革都很重要，關鍵是決心，魄力，是放權。但對于金融改革，由于是涉外方面的改革，這不僅是決心、魄力能形成的，其需要基于宏觀經濟的準確判斷，把握好資本賬戶開放的力度。”

“因此，在我看來，上海自貿區實體經濟真正能走多遠，取決于金融改革。”夏斌說。

據《華爾街日報》昨日報道，上海市市長楊雄在回答“自貿區將給人民幣交易帶來何種影響”的問題時則說，“希望冷卻大家對金融服務寄予的熱望。金融服務是為了促進貿易，而不是服務于金融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