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征新稅種的最佳時機是經濟高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收入、收益水平也保持較快增長，同時通脹率又處于較低水平。那么，現在是不是開征環境稅的好時機?業內專家給出的理由是肯定的，環境稅正漸行漸近。

　　今年4月修訂完成、并將于明年起正式實施的新《環境保護法》明確：依照法律規定征收環境保護稅的，不再征收排污費。業界認為，上述規定為開征環境稅預留了空間。

　　此前，國家“十二五”規劃中也明確規定，我國將選擇防治任務繁重、技術標準成熟的稅目開征環境保護稅。這意味著明年底之前，環境稅將從“紙上規劃”正式落實為具體獨立稅種。

　　將排污費改為排污稅，從“費改稅”入手，是業內專家眼中開征環境稅的最優路徑。未來，也可根據需要逐步將其他污染物納入其中。

　　鑒于目前中國的環境稅收負擔已經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專家建議應在“稅收中性”原則下，考慮開征獨立環境稅，即宏觀稅負總水平保持基本不變，主要進行稅制的結構性調整。

　　肩負多重目標

　　一般而言，開征新稅種的最佳時機是經濟高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收入、收益水平也保持較快增長，同時通脹率又處于較低水平。那么，現在是不是開征環境稅的好時機?業內專家給出的理由是肯定的。

　　開征環境稅，不僅僅是出于治理環境的考慮，也關系到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回應國際社會給予的環保壓力以及國內完善稅制的需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原專家組組長倪紅日表示，從治理環境污染和應對嚴峻環保形勢，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及完善環境經濟政策手段、構建我國環境政策體系和完善我國稅制，都體現了開征環境稅的必要性。“總體而言，環境稅費制度作為保護環境、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是目前國際上通用的政策工具，也是我國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的重要方面。”倪紅日對證券時報記者說。

　　在中國財稅法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博士生導師計金標看來，要開征一個新稅種，在任何國家、任何時期都是不容易的，“目前來看，在我國推出環境稅這個新稅種應該說時機是好的。”一是環境稅的征稅要素已經比較明確，對排污行為的征稅是具有一定征稅面和稅基的;二是社會環境對征收環境稅較為有利，向污染宣戰，加強環境治理，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廣泛的社會共識。

　　正如美國現任經濟學會會長、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廉·諾德豪斯所言，環境稅收其實一個“負行為”稅，如果說其他稅收都是針對“收益”收取的分配調節稅，那么，唯有環境稅則是針對“成本”收取的懲罰稅，對社會造成的成本越大，收取的稅額也就越高。

　　不過，開征這樣一個特殊的稅種，得到社會廣泛認同依然有難度。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清就曾表示，對于社會經濟而言，環境稅的理想規模其實是越小越好，如果征稅規模大且時間長，并非國家與社會之福，反而證明這一國家和社會無法有效治理環境，擔負了很高的社會環境成本。與其開征環境稅，還不如從源頭縮小征收范圍。

　　當開征環境稅已成為了既定的改革方向，就需要進行廣泛的解釋工作。計金標認為，雖然目前是開征環境稅的好時機，但同時需要強調，開征環境稅不能因為征收環境稅而加重企業或者個人的稅收負擔;環境稅要體現公平原則，對不同納稅人排放的污染物要公平征稅;環境稅的開征更不能直接影響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過多地影響到就業。尤其在目前我國經濟下行、企業資金緊張、就業壓力較大、出口受阻、企業普遍感到稅負不輕等情況下就顯得尤為重要。

　　短期“小環境稅”

　　對于環境稅的制度設計，目前業界的共識是首先從排污費改為排污稅入手，未來可將其他污染物納入。屬于廣義環境稅范疇的碳稅則仍在研究論證階段，且需要與碳交易進行協調。

　　“環境稅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環境稅既包括狹義環境稅，也包括與環境和資源有關的一般性稅種，例如，資源稅、消費稅、車船稅以及增值稅等，因此又被稱為環境稅收制度或環境稅收體系。國際上通常使用廣義環境稅概念，而我國通常使用的是狹義環境稅概念。”倪紅日介紹說。

　　雖然國際上廣泛使用的是廣義環境稅概念，但開征獨立的環境稅是國內目前的主流看法，且已納入了“十二五”規劃之中。

　　倪紅日表示，環境保護稅作為獨立稅種，設想包括兩個稅目：一是排污收費改為排污稅收;二是新開征碳稅。在“十二五”期間，應首先完成排污費改為排污稅，環境保護稅比較現實的開征和實施是排污“費改稅”。

　　我國目前對于廢氣、廢水、固體廢物和噪音等污染排放實行的是排污收費制度，建立獨立的環境保護稅，首先就是將這些污染物排放收費改為征稅。“排污稅的征稅范圍和對象應該包括現行排污收費中規定的廢氣、廢水等污染物，未來還可以根據需要將其他需要治理的污染物(如光污染、熱污染等)納入進來。”倪紅日說。

　　在征管方式上，基于排污費改稅的征管模式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排污費改稅后仍由環保部門征收管理;二是排污費改稅后實行“環保核定、稅務征收”模式;三是費改稅后實行“稅務征收、環保協查”模式。

　　對于第二種征管模式，湖北已實踐多年，“環保認定、稅務征管”這一模式與環境稅改革方向不謀而合。依據2007年9月起施行的《湖北省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由環保部門對排污者排放污染物的種類、數量和排污費數額進行核定，排污者向各級地稅機關繳納排污費。截至今年2月底，湖北省地稅系統累計征收的排污費已超過4億元。

　　倪紅日建議，獨立環境保護稅的征管模式，開征初期可以借鑒社保費征收方法和湖北的排污費稅式征管實踐，實行“環保代核、稅務征收”模式，用3～5年或更長時間積累經驗后，再采用稅務部門全職能征管模式，使環境保護稅在法律和征管上均成為獨立的環境稅種，從而發揮出最大功能。

　　長期“大環境稅”

　　在開征獨立的環境稅之后，如何開征碳稅，如何與國際通行做法相協調，如何形成一個環境稅稅系，將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

　　計金標認為，建立一個環境稅稅系確實是個較長期的過程。不過，我國目前的稅收分類大都把稅收分為商品和勞務稅系、所得稅系、財稅行為稅系、資源稅系等，其實從廣義角度來看，資源課稅也可以放到環境稅系中，環境稅系可以包括直接對污染行為課稅的環境稅，也應該包括體現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稅種如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還有以后有可能征收的碳稅等。當然，還可包括在其他稅種中涉及的環境稅條款，如企業所得稅對利用三廢產品取得的收入免征所得稅、對投資環保設備給予稅收抵免等。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目前的稅制體系中已經初步形成了環境稅稅系，只是如果單獨開征了一個環境稅，則會使該稅系更加有別于其他稅系，而形成一個獨立稅系。”計金標說。

　　對于廣義環境稅包括的碳稅，國內一些學者和國家發改委等主管部門更加強調碳交易的政策工具，財稅、環保部門更偏重于環境稅這種政策工具。在國際上，許多國家都在同時使用這兩種政策工具，單獨使用一種政策工具的國家較少。

　　倪紅日表示，由于各國稅收制度不同，在環境保護稅收制度上的政策工具使用也不一樣，我國可以按照OECD的口徑，對中國現行稅制按照綠色原則進行梳理，在開征碳稅問題上要與國際社會保持同步。

　　“根據OECD的口徑，我國現行與環境相關的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和稅收總收入的比重不低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所以我主張一定要在‘稅收中性’原則下，考慮開征獨立環境稅，即宏觀稅負總水平保持基本不變，主要進行我國稅制的結構性調整。”倪紅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