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擴大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以下簡稱“營改增”）試點范圍，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將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試點范圍，由上海市分批擴大至北京市、天津市、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含寧波市）、福建省（含廈門市）、湖北省、廣東省（含深圳市）8個省（直轄市）。明年繼續擴大試點地區，并選擇部分行業在全國范圍試點。

　　筆者認為，上海實行國稅、地稅合一的行政管理體制，當“營改增”改革擴展到全國時，由于各個地區的經濟結構、財政體制等存在差異，試點結果可能出現很大差異性。

　　行業稅負變化情況。服務業行業眾多，不同行業資本有機構成、增值率不同，因而不同行業間會出現稅負的不同變化。隨著我國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經濟增長方式不斷轉變，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應提高。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意味著對勞動力投入的需求相對減少，企業生產資料（不變資本）在企業資本投入中所占的比例加大。增值稅改革的核心在于抵扣制，隨著“營改增”改革的進行，試點企業由營業稅納稅人轉變為增值稅納稅人，對于資本有機構成比較高的企業而言，企業生產資料投入比重加大意味著企業可抵扣的項目增加，企業增值稅稅負減輕。相反，資本有機構成比較低的企業，增值稅稅負可能會增加。比如從上海的試點改革情況看，“營改增”后部分物流企業稅負不減反增。按規定，運輸企業適用11%的增值稅稅率，由于運輸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人力成本等稅法規定不能抵扣項目的支出約占總成本的35%，實施增值稅后，即使企業發生的其他購進項目全部可以取得增值稅發票，并進行進項稅額抵扣，實際負擔率也會增加。

　　收入重新分配問題。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間收入分配問題。“營改增”導致地方營業稅稅基受到影響，可能導致中央和地方財力的矛盾更加突出。“營改增”能得到順利推行的關鍵是在保障中央財政宏觀調控能力不受損害的條件下，合理調整中央和地方增值稅收入的分配比例。“營改增”改革對各地財力的影響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各地產業結構和稅源結構不同所致。大致來說，第三產業越發達、營業稅占比越高的地區所受影響越大；反之影響越小。通過加大增值稅共享比例等措施，在短期內可彌補地方財政的損失，但從長遠看，第三產業發達地區地方財政收入的長期保障會大打折扣。第二，地方政府間收入分配問題。試點地區“營改增”后，將會抵扣非試點地區的增值稅，地方政府之間的收入分配將會發生變化。所以，“營改增”后，跨地區業務往來將會損失一方政府的利益，受損失的政府就會要求本地企業盡可能采購本地原材料，從而造成市場的人為割裂與地區封鎖，破壞市場的統一性。

　　財政體制面臨重新調整。第一，收入的重新分配。應慎重考慮“營改增”后對地方稅源產生的溢出效應，尋找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均衡機制與合作模式。關于財政管理體制的調整，目前有很多觀點。觀點一，維持現有格局，“營改增”后的服務業增值稅仍由地稅局征收，收入歸地方。觀點二，維持現有共享比例，調整稅收返還等。觀點三，調整中央和地方共享比例，改革后的增值稅由國稅局征收。

　　第一種觀點有合理性，但更具有過渡性。從長遠來看，“營改增”由小范圍的試點推行到全國時，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增值稅屬中央和地方共享稅的特性，最終對中央政府的稅收造成消極影響。因此，從理論上來講，第二種和第三種觀點有其可行性。

　　稅收返還是分稅制改革后中央對地方減少收入而給予的一種財力補償方式。不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采用稅收返還的優惠政策將有效彌補由于“營改增”改革導致的地方財政收入的缺口。但稅收返自身的運行特點決定了返還資金將流向發達地區，不利于均衡不同地區之間的財力差距，不利于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實現。

　　因此，應進一步加大政府宏觀調控力度，充分利用轉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杠桿，調節中央與地方間收入分配關系。應調查各地區社會、經濟和基本公共服務發展歷史差距和客觀需求，科學研究制定轉移支付制度。

　　第二，完善財政管理體制，出臺配套措施。為了彌補“營改增”后地方政府的收入缺口，應加快完善地方稅制體系，讓地方政府擁有自己的主體稅種。比如，加快城市維護建設稅的立法工作，使其成為獨立的地方稅種。同時，加快完善房產稅和資源稅。

　　第三，筆者認為，“營改增”的速度要適中。這是因為當前我國增值稅本身尚存在諸多缺陷。一是發票管理要求高、難控制。增值稅實行一票控稅，對發票管理的要求極高。然而從實際來看，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難度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違法犯罪行為還比較多。二是小規模納稅人較多、稅款抵扣困難。同時，應慎重制定“營改增”后相關行業的稅率。服務業行業眾多，不同行業資本有機構成、增值率不同。增值稅的稅率設計應在保持一個基本稅率不變的前提下，適當設幾檔優惠稅率。統一稅率設計不宜過高，以免抵扣標準和范圍確定過窄，增加納稅人稅負；也不宜設計過低，以免抵扣標準和范圍確定過寬，造成稅收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