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雖然歐美各大主要經濟體不斷面臨著債務危機、財政懸崖等諸多挑戰，但沒人能否認從第一次工業革命至今的300年間，資本主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現代資本主義崛起的重要特征是工商業的崛起、貨幣經濟的擴張和理性化經營方式的發展。保證這種發展就要求整個國家和商業部門的每個單元能都被進行精確和集約式的管理，這就需要全社會擁有基礎和準確詳實的經濟核算水平和統計水平。

　　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一書中曾經提出“數字化管理”的獨特視角論點，他認為中國15世紀以后落后于西方與中國落后的數字化管理水平有很大聯系。數字化管理水平，指的是一個國家通過理性科學的方式、運用數學和統計學的手段進行精確的管理;而數字化管理的前提是能夠取得真實反映組織運營情況的各項數據，如果把這些需求進行狹義的限定，則可以將其理解為組織的各項財務帳表數字。為了保證基本帳表數字的真實準確，在現代社會主要需要依靠第三方的審計鑒證機構完成，也即會計師事務所。

　　經濟發展與第三方審計

　　對于資本主義的發端，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資本主義時代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作為最早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和實現產業革命的國家，英國的審計制度也在同期萌芽，它的雛形即是16世紀英國莊園和城市財政中對掌管會計事項者誠實性的檢查。

　　伴隨這一時期長久的經濟繁榮，英國私人資本不斷集聚，社會儲蓄不斷膨脹，投資機會卻相對不足，大量暫時閑置的資金迫切尋找出路，在這種情形下，一家名為“南海”的股份有限公司于1711年宣告成立，它在夸大業務前景及舞弊的情況下被外界看好。1720年，南海公司更透過賄賂政府，向國會推出以南海股票換取國債的計劃，促使其公司股票大受追捧。由于利益豐厚，市場上出現大量試圖在炒作中渾水摸魚的“泡沫公司”，為了規管這些不法公司的出現，英國國會在當年6月通過《泡沫法案》，炒股熱潮隨之減退，并連帶觸發了南海公司股價急挫。南海泡沫事件對英國帶來極大震蕩，著名物理學家牛頓也是受害者之一，他曾因此感嘆：“我能算準天體的運行，卻無法預測人類的瘋狂。”

　　在調查南海泡沫事件時，英國國會秘密委員會委任了查爾斯·斯奈爾(Charles Snell)為南海公司查賬，這是英國國會歷史上首次委托民間第三方獨立會計師進行核數調查，結果成功查出南海公司犯有嚴重的詐騙及做假賬等舞弊行為。而委任第三方專業會計師的做法在后世被加以采納，成功減低了企業舞弊的風險，在日后大大促進了特許會計師及審計行業的長足發展。

　　進入19世紀中葉以后，英國企業審計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以“會計師的朋友”聞名的《英國1862年公司法》更加發展了《1844年—1845年公司法》和《1855年—1856年公司法》的會計規定和審計精神，在這一法案中又一次強調監事在辦理審計業務時可用公司的費用聘請會計師或其他人員，監事不再必須是公司的股東，這表明會計師審計的地位已更加鞏固。而審計改由處于第三者立場的社會上的特許會計師代行，實現了民間審計的一次重大轉折。

　　國際大所的形成

　　19世紀中期到末期，隨著英美等國政府公司法案的頒布，最早的一批會計師事務所開始出現，他們中的一些事務所正是現在名震業界的國際“四大”的前身。其中，普華永道的歷史可以上溯至William Cooper于1854年在英國倫敦成立的會計師事務所;德勤則發源于1868年成立于美國紐約的Deloitte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的KPMG縮寫，來自四位不同創始人，歷史最悠久的那個P的字母，正是1870年在英國倫敦創建的William Barclay Peat 會計師事務所;而安永的前身Arthur Young會計師事務所成立于1894年，所在地是美國紐約。

　　20世紀的前40年，受到全球經濟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世界經濟遭到了重創，這一時期的會計師事務所行業也沒有太大作為。20世紀4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和經濟的復蘇，會計師行業經歷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二戰后冒升的“十大”，不斷進行著行業內的兼并和重組，所謂的“八大”——安達信、Arthur Young、永道、Ernst &Whinney、Deloitte、Touche Ross、畢馬威和普華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隨著激烈的競爭，會計師行業經歷了進一步的整合，Arthur Young與Ernst &Whinney合并成安永;Deloitte、Haskins &Sells及Touche Ross合并成德勤，形成的“六大”即安達信、普華、安永、德勤、畢馬威以及永道。

　　1998年，普華與永道合并成普華永道，國際會計師行業進入了“五大”時代。2001年末，安達信因安然事件崩塌，其全球業務分別被其余四家收購，“四大”版圖正式確立，進入了平穩發展期。近十余年間，雖然受到若干次由于審計失敗引起的集體訴訟的挑戰，但再沒有發生大的合并或成員增減的震蕩。現在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分享了全球絕大多數市場的公共會計業務份額，提供了高度標準化和多元化的服務，樹立了極高的聲譽。

　　中國會所的歷史沿革

　　如果追溯淵源，中國會計師事務所的歷史，雖然不及國際大所悠久，但是也曾在中國甚至國際上享有一定的榮譽。新中國成立之前就有號稱“中國四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在業界活躍，他們分別是正則會計師事務所、正明會計師事務所、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和公信會計師事務所。

　　其中，正則會計師事務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由中國現代會計的奠基人、光華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前身)校長、孫中山大元帥府會計長、中國第一位會計師謝霖于1918年末創辦。正則所起勢于京津地區，先后在全國23個主要城市設立了分所，開了在中國承辦會計師業務的先河，在中國會計發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記錄。抗戰爆發后于1937年遷至四川成都，文革時期一度停業，改革開放后經四川省財政廳批準恢復執業，即四川正則會計師事務所。不過，現在的事務所已經難以再現往日輝煌，業務范圍主要局限在四川省內。

　　正明會計師事務所原名“徐永祚會計師事務所”，是中國著名會計學家、改良中式簿記運動發起人徐永祚于1921年創辦的。抗戰期間，徐永祚會計師事務所改名為“正明會計師事務所”，直到1954年歇業。與其類似，公信會計師事務所也是1950年代結束的業務，公信的前身是公平會計師事務所，1927年，奚玉書曾參與創辦公平會計師事務所;1936年，公平會計師事務所改組，由奚玉書單獨組辦，改名為公信會計師事務所。解放初期，“四大”的會計師被出身于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時任上海市財政局和稅務局局長的顧準延攬，為新中國的稅制建設貢獻良多。之后，隨著國家推行計劃經濟，“四大”逐漸萎縮，會計師業務趨于停頓，會計師除自謀出路外，大多由政府采取包下來的政策，另行安排工作，這兩家大所的薪火也就此斷代、無人傳繼。

　　現在看來，最為幸運的一家無疑是立信會計師事務所。該所由我國會計泰斗潘序倫于1927年在上海創建，分別在桂林、重慶、南京、廣州、天津等地設立分所，并在各地建立了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立信會計研究編譯社、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立信印刷廠等機構，形成了一個全面的“會計企業集團”。1986年復辦，2000年成立上海立信長江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2007年更名為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2010年12月改制成為國內第一家特殊普通合伙會計師事務所。2012年，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事務所百強榜上，立信以逾15億收入僅次于“國際四大”、排名本土所第一，再續了立信品牌的歷史輝煌。

    現任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管理委員會委員的張連起先生曾在一篇《懷念“四大”》的舊文中提出了當年的中國“四大”何以可以被定義為“大”的幾個原因：首先，執業范圍大而綜合，張連起先生曾經在上海檔案館查閱過徐永祚會計師事務所的檔案，館藏全宗檔案共541卷，排架長度8米，起止時間是1921年至1953年。當時的徐永祚會計師事務所下設文書、訓練、出版等3個部門，主要業務包括代辦企事業單位注冊、登記、查賬、訴訟等百余種細目，甚至比現在的事務所業務所涉門類還要廣泛;其次，是事務所領袖的大師氣質：他們既是實務家，又是著述家和教育家;眉宇間少有逐利氣息，多有獨立氣韻;舉手間少有商人影子，多有文人風骨;最后，是承辦業務時候的大俠氣魄，潘序倫先生主動拒絕過涉及罷工風潮的業務，踐行了“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處事、信以待人”的準則;奚玉書先生敢與洋同行爭鋒，高揚了“專業面前，人人平等”的氣節。

　　當今事務所的品牌建設

　　新中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重建之后，中國會計師事務所的重建再度啟動，前身是“上海會計師事務所”、成立于1981年1月1日的上海上會會計事務所成為了新制度后全國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30余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本土會計師事務所通過近年來的合并、吸收和政府層面推動整合的政策刺激已經產生了若干有一定影響度的品牌。

　　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陳毓圭秘書長指出：“打造中國會計師事務所知名品牌已經成為形勢所需和當務之急。一是因為品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行業發展的瓶頸，很多問題歸結起來都是由于缺乏被公眾廣泛認可的高端品牌;二是因為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經過30年，特別是脫鉤改制后10多年的建設，已經奠定了品牌建設的基礎，需要通過品牌建設提升價值、展示形象，贏得市場和社會的尊重;三是因為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已經在品牌建設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已經涌現出一些在國內外受到認可的品牌，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應。”

　　陳毓圭認為，對于會計師事務所而言，“品牌是信任和承諾的統一，品牌建設就是傳遞承諾，贏得客戶和市場信任的過程;品牌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凡是有利于提升會計師事務所形象，能夠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工作，都屬于品牌建設的范疇。”而對于會計師事務所的品牌建設，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中文名稱“致同國際”)全球市場總監、曾經主導其中國成員所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全面更名為“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的莊達(Jon Geldart)也表示：他預計未來10年，中國將誕生一家真正國際化的會計師事務所，目前已經在發展的趨勢中看到了這樣的可能性。

　　專精于品牌建設領域的莊達在近5年間多次來華，而他2012年來到中國，更是在國內外專業會計協會舉辦的數次演講中，闡明了對事務所品牌的理解。他認為：對于中國本土所而言，本土化肯定不是可以脫穎于其他競爭對手的原因。因為大部分對手都是立足本土的，如果想要有所不同，必須認識到全球化的重要性。如同對食物、衣服、汽車品牌的選擇和忠誠，消費者選擇它的原因，肯定是因為這個品牌后面的意涵對其心靈和頭腦都有所觸及。每一次看似隨機的選擇背后都是每一個人想表達的內容。

　　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服務也是一樣，大型跨國公司為什么要選擇中國的事務所，目前看還沒有非常充分支撐的因素，這也是“國際四大”能夠在很多領域獨占鰲頭的重要原因。因為很多的會計丑聞的影響，讓國外的投資人對中國的會計制度、質量和程序產生了各種懷疑。而西方對中國的投資用腳投票，表現出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看到了很多失敗例子的連鎖反應。

　　但是每一家企業的經營者和投資者都需要可靠的數字信息，需要有可信賴的事務所提供這些信息，并據此投資。客戶的信心來自與有資質和可信賴的專業機構的合作。隨著中國在國際分工鏈中的上升，高端服務業也將更多的走向國際。對于中國國內的本土大所來說，在這方面要有雄心壯志。一方面，要具有相應的國際專業資格，能夠進行國際化的語言溝通;另一方面要專注于本身的品牌建設，比如與本土企業一起到海外去，參與到當地的合規建設中去，建立聲譽、資質，與客戶共同成長。

　　目前，中國的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國際化的“出海”方式主要是兩種，第一種是自建，先在國內擴大經營規模，然后選擇自己的國際化路徑，這種方式的優點是可持續、可控性強，但缺點是需時較長;另外一種則是加入國際網絡，優點是可以快速掛上一塊國際網絡的招牌，但是這種加盟的深度、融合性和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還存在疑問。

　　在這方面，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在訂立了國際化戰略的總格局后，他們果斷的放棄了自建模式，而在加盟國際會計網絡時，采取的則是“加入+改造”的中間路線。作為BIT國際的中國成員所，他們是其全球網絡董事會的主要成員，對于BTI發展戰略的制定有充分的發言權，并且以“天職國際”作為BTI的唯一中文名稱，拓展了自己的影響力。天職國際的董事長陳永宏表示：“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會計師事務所，大部分脫胎于政府，很少有自有品牌。改制之后，有一部分設立了自己的商號，但這個品牌的區別很大，其信譽度和知名度也受到了局限。行業中經歷了若干次的分合，大型事務所中名稱不變的很少，還沒有把自己的品牌當成是一筆寶貴的財富。現在是本土事務所品牌定位的重要時期。好的品牌建立難、損害易。作為高端服務業，事務所競爭的就是人才、客戶和品牌，參與國際網絡，有利于我們加強對信息和專業技術的掌握和洞悉，包括海外的財稅金融政策和勞工政策，而真正從國際網絡中借力，才能最終實現對品牌知名度的正向貢獻。”

　　相比本土所在不斷的增添國際色彩的同時，“四大”則更多的在“本土化”方面蓄力。2012年5月，財政部等部門聯合發布文件，要求“四大”完成本土化轉制，目前畢馬威、安永已經從中外合作事務所轉為特殊普通合伙制，德勤和普華永道也即將完成轉制。為了避免被官方更多的另眼相待，“四大”都積極的認為，轉制之后國際“四大”也是本土所了。其中某位“四大”的合伙人就表示：“現在本土所和國際所的提法該變了，該分為大型和小型事務所了”。

　　隨著注冊會計師行業“十二五”規劃進一步提出“要大力創建自主知名品牌”。中注協將“品牌文化建設”作為2013年“誠信文化建設年”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2013年，我們在新浪微博上也看到了新注冊的“本土八大新鮮事兒”這樣的新ID開始活躍，這樣的品牌打造無疑對應的是之前早已在微博上名聲鵲起、關注者眾的“四大新鮮事兒”。“本土”其實并非一個排外的概念，但對于原發于中國土壤的會計師事務所知名品牌的期待，大概是居于廟堂之上和江湖之中所有行業中人的一個共同追求。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穩步發展、對公共會計行業不斷增長的業務需求，行業領導者和客戶對品牌的重視，都會讓這一天更快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