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這是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再出發(fā)。亞當•斯密曾說過，財政乃庶政之母。1949年，我國財政收入僅為62.17億元，到2013年，已經(jīng)上升至12.91萬億元，為1949年的2077倍，正是穩(wěn)定增長的財政收入，才令國家有著穩(wěn)固的社會經(jīng)濟增速。

　　回顧過往，在中國財稅體制改革36年中，大致經(jīng)歷了五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階段。每個階段在當時整體經(jīng)濟改革的影響下，均表現(xiàn)出獨有的特點，理解這些特點可以供我們更好地去理解當下的財稅體制改革。

　　在1949-1978年的29年中，從新中國初期的中央、大行政區(qū)、省(市)的兩級或三級財政體制，明確將財政收支權高度集中于中央，實行財政統(tǒng)收統(tǒng)支、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這一財政管理體制一直持續(xù)到1978年。改革開放后，若財稅體制再不改革，傳統(tǒng)經(jīng)濟體制下的國民經(jīng)濟的活力窒息，人民生活改善就無從談起。中央必須通過“放權讓利”的方式來激發(fā)改革積極性。

　　第二階段是1978-1993年，中央對財稅體制進行了具有革命性的改革。將財權過度集中、分配統(tǒng)收統(tǒng)支，稅種“過于單一”等傳統(tǒng)財稅體制的格局打破，中央與地方在財政分配關系上開始實行“分灶吃飯”，與企業(yè)的分配關系上實行減稅讓利。然而，國家以財政減收、增支為代價的讓步，卻讓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雙雙下滑，同時，地方財稅出現(xiàn)了諸如私自減免稅款，挪用財政收入，甚至非財政部門介入財政分配等空前多的亂象。若再不進行財稅體制改革，中央財政甚至面臨著對宏觀調控財稅權利的喪失。

　　放權讓利式的財稅體制改革的失敗，向中央潑了一盆冷水，讓其從改革的興奮中冷靜下來，思索著下一步如何對財稅制度進行修正。在這種背景之下，從1994—1998年，歷時四年時間，財稅體制改革被迫踏上新一輪制度創(chuàng)新之路，分稅制改革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中央對地方財稅調控能力的提高，使得中國財稅領域出現(xiàn)了一系列積極變化。但是，這次改革從嚴格意義上講，還只是體制內的政府收支式的改革，政府還想把游離于體制之外的政府既得利益者的收支拿來。于是，1998年3月19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說：“目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費大于稅。很多政府機關在國家規(guī)定以外征收各種費用，使老百姓負擔不堪，民怨沸騰，對此必須整頓和改革。”這句話，成為了引燃第三次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稅費改革”的導火索。

　　1999-2003年間，我國“稅費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以構建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為核心的各項財稅體制改革穩(wěn)步實施。但是，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財稅體制改革，多是對原有財稅體制改革的小修小補，隨著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其弊端就會暴露出來。2003年10月，中央借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契機，對上一輪公共財政體制又進行了新的一輪“修補”。直到今年6月30日，中央推出新的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之前，11年過去了，都未再次進行“修補”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