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常務會議日前決定，從2014年1月1日起，將鐵路運輸和郵政服務業納入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以下簡稱“營改增”）試點。這不僅會減輕交通運輸業總體稅負，促進流通行業發展，還將推動全國范圍所涉及行業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的稅收負擔進一步降低，使“營改增”這一重大改革的紅利持續顯現。有關財稅專家認為，“營改增”試點在進入深化階段后，改革的艱難性和復雜性正在加劇，面對來自利益集團的博弈和抗衡，采取成熟一個行業推出一個行業的做法是積極和穩妥的。

“國務院此次決定納入‘營改增’試點的行業范圍較此前的預計有所縮小，過去表述中提到的鐵路運輸業仍舊未變，但‘郵電通信業’變為了‘郵政服務業’，電信服務業未能如期納入試點范圍。”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表示。他認為，從交通運輸行業“營改增”全覆蓋的角度說，將鐵路運輸業納入試點范圍有其迫切性和必然性。目前，與鐵路運輸同屬交通運輸業的航空、航運和公路運輸都已實現了“營改增”，如果將鐵路運輸業繼續置于“營改增”范圍之外，不利于同一行業內的稅制統一和稅負公平。

與平穩推進的鐵路運輸業和郵政服務業“營改增”相比，此次未被納入“營改增”試點范圍的電信服務業更加引人關注。

胡怡建認為，盡管電信服務業企業規模大，數量少，經營規范，但此次未被納入“營改增”試點的范圍，其中的原因可能來自兩個方面：第一，稅率設置仍存在爭議。有觀點認為電信服務業屬于壟斷行業，其利潤率較高，應該設置較高的增值稅稅率。也有觀點認為，電信服務業是現代信息服務業的基礎，是建設智慧城市的重要環節，應設置較低稅率加以扶持。根據電信服務業企業的測算結果，如果在實施“營改增”后實行11%的增值稅稅率，其稅負有可能不降反升，而且升幅較大。第二，增值電信業務究竟屬于哪個行業，仍未明確。目前我國的電信服務業企業包括兩類，一類從事基礎電信業務，另一類從事增值電信業務，前者是四大通信公司，后者則是在基礎電信業務之上產生的衍生服務企業，數量達到2萬家以上。二者相比，基礎電信企業投入大，但由于處于壟斷地位，利潤率很高，而增值電信企業競爭性強，利潤率低，其發展速度比基礎電信企業要快。目前，有關方面對于把增值電信劃入電信服務業還是信息技術服務業仍然存在爭論，而不同的行業劃分會直接導致適用增值稅稅率的不同。

胡怡建表示，在全國“1+7”行業推開的“營改增”試點取得了令各界都滿意的結果，這是因為改革在總體上取得了減稅的效果。目前，“營改增”已進入深化改革階段，其在減稅效應方面逐漸顯現出了結構性變化，也就是既有減稅也有增稅，甚至是減的少增的多，改革會觸及更多群體的利益，進而造成利益集團的博弈與抗衡。這恰恰反映出了財稅改革進入“深水區”后所面臨的艱難性和復雜性。

隨著“營改增”試點的進一步提速，采取何種措施保障地方可用財力也是財稅專家十分關心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呂冰洋表示，目前過渡期采取的“營改增”增值稅收入全額劃歸地方的做法是不能長期執行的。在短期內，尚看不出哪些稅種能夠成為合適的地方主體稅種，那么只有通過中央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來保障地方財力。但是，貿然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也會帶來不小的問題。“從理論上說，轉移支付容易產生三重效率損失。首先，為了大規模增加轉移支付，中央在征稅過程中容易造成稅收扭曲。其次，中央在實施轉移支付的時候容易出現資源錯配。最后，地方在使用中央轉移支付財力的時候也容易出現資源錯配。”呂冰洋表示，“由‘營改增’形成的地方財力短缺問題具有現實性和緊迫性，必須結合財政體制改革統籌解決。”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認為，目前距離全面完成“營改增”的時間已所剩不多，立法部門應該加快增值稅法的法律起草進程，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及早介入“營改增”政策和方案的制定，財稅部門也應及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反映“營改增”的實施情況以及遇到的問題。“這樣做可以使目前的政策制定與未來的立法提前銜接，從而為立法工作鋪平道路，同時促使未來的增值稅法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他說。